懷想先賢,砥礪前行
來源: 李書  日期:2019-05-21  瀏覽次數:

本文系作者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暨許德珩生平事跡研討會上的發言

非常高興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在五四運動百年的今天,在與五四緊密相連的許德珩許老的故鄉,也是陶淵明的故鄉,和大家一起學習、一起交流社史研究的心得、體會,想必這也會讓我終身難忘。下面就此次研討會,我所寫論文《聚焦五四運動前后的九三學社先賢》談幾點:講的不妥不對的地方敬請大家批評指正。

一、為什么要從這個角度選寫這樣一個內容(一種思考)

五四運動,彈指一揮間,百年。許老、五四、九三學社,關系重疊、密切。我想,如果說許老是九三學社一面飄揚的旗幟,那集合在他麾下的同志同道是怎樣的?這是一個群體,志同道合才能聚在一起,才能形成隊伍。他們是怎樣從五四走來的?這個源頭是什么?

這種思考下,我查證、撿拾,鉤沉了五四運動前后一些九三學社先賢的活動線索,追索他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印證、再現他們是怎樣一以貫之追求真理,揭橥起民主與科學的大旗并始終髙擎著探索、尋求強國之路的。為什么不管遇到什么艱難坎坷也不改初衷?

習總書記說,五四運動“是一場中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會革命運動,是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如果說,五四運動鮮明地貫穿著的是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題,那么作為學界知識分子九三學社先賢們的愛國熱忱,他們的所作所為則體現出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和變革時代異域新潮的有機結合的五四精神的實質。他們那時還是青年學子,有些還是中學生。我發現很多令人感動的事情由于社史也很少宣傳而鮮為人知。

講幾個我文章中的小故事

1. 初大告(原名初銘音、初誥),當時就讀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師范大學的前身),因直接參與了沖擊曹汝霖住宅和火燒趙家樓的活動被捕。1919年5月7日當局釋放了所有被捕學生。北高師校方派車迎接,同學們在校門口列隊歡迎,校長陳寶泉不僅站在校門口的歡迎隊伍中,并考慮到他們的安全,親自為他們改名,初銘音或初誥就這樣改為了初大告。他從北高師畢業后,與同學一起創辦志成中學即今天的北京市三十五中,很多人知道鄧稼先、王岐山等是三十五中的知名校友,卻不知這所學校的創建者是參加過五四運動、參與籌建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的先賢初大告。李大釗和他都擔任過這所學校校董事會董事,后他還曾任校長(1926年)。再后來成了英語專家,1949年經周恩來介紹到北京外國語學校(即今天的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他組織、編寫了新中國第一部《漢英辭典》。他不僅對英國文學、戲劇、英語語音學有著很深的造詣,還精通世界語,為我國推廣世界語的先行者之一。

2.馮沅君,那時她還是個18、9歲的女孩子,也是投身于五四大潮的一名勇士。她在《難忘的日子里》寫到“……霹靂一聲,五四運動的號角鼓舞了我,使我開始掙脫了封建枷鎖。”她在北京女高師就讀時,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第二天,老師剛在課堂上講完事關國家存亡的消息,她便站起來,高聲說“我們也停課!一致支援被捕學生,不許賣國賊簽亡國的字!”從這天起,她們與北京學生聯合會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參加會議,撰寫文章,到街頭演講宣傳,游行請愿,馮沅君總是奮勇當先。女高師的校長不準學生參加游行,緊閉校門,還加了一把大鎖。馮沅君第一個撿起石頭砸開大鎖,使女高師的同學奪門而出,走上街頭,與其他高校會師。五四期間,她曾受15所女校愛國學生委托,起草致徐世昌總統書。在那一段期間,馮沅君還將名詩《孔雀東南飛》改編為話劇,并扮演封建專制家長的典型焦母登場演出,李大釗是這部話劇的導演。這些事情在今天看來似乎算不了什么,但在當時的確體現出馮沅君反封建、反舊道德、舊傳統觀念的勇敢無畏先鋒精神。女高師畢業后,她以筆名“淦女士”在雜志上發表多篇小說,作品充滿大膽的描寫和反抗封建禮教的精神,在當時引起不小的震動。后來她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女作家,也是當代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卓有成就的女學者。于1952年加入九三學社。

3.俞平伯,和楊振聲一起參與創始新潮社,寫有《回憶<新潮>》一文,回憶:“1918年秋至1919年底,我正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即現在的中文系)在新文化思潮的影響下,我參加了當時北大學生組織的新潮社。”“當時有一份宣傳新思想最有影響的雜志《新青年》,是北大的名教授們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等人辦的。《新青年》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做了輿論準備。1919年的五四運動對整個中國社會的政治、思想、文化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在孫玉蓉編纂的《俞平伯年譜》中,有這樣的記載:“1917年1月15日   陳獨秀被蔡元培校長聘任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相當于后來的文學院院長)。《新青年》編輯部也隨之由上海遷到北京,社址在北池子箭桿胡同9號陳獨秀家中,與俞平伯家為鄰。”原來俞平老早就近距離地受到革命潮流的熏陶和影響。俞平伯認為自己“參加《新潮》時僅18歲,知識很淺”。他在《新潮》上發表過新詩和兩篇白話小說。其中第一篇白話小說《花匠》還被魯迅編選入《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二集》里,“這些早期的作品現在看起來是很幼稚的,……盡管如此,這里面實際卻包含著反對封建、要求民主的思想。”他在1985年曾說:“我的《花匠》……并不佳,乃蒙魯迅青眼入選,非常慚愧!五四時代力求解放,于今將七十載。”另據該《年譜》1945年“年內,經許德珩介紹,加入九三學社”。

4.又如有著“狂人”之譽的劉文典,曾東渡日本留學,追隨孫中山,加入中華革命黨,誓死討袁。1916年袁世凱倒臺,劉文典回國。是年,經陳獨秀介紹到北京大學任教,一呆就是十年。他不僅以驚人的毅力和執著,開始了對浩如煙海的中國古籍(以諸子為重點)進行持之以恒的攻堅戰,而且在潛心古籍校勘的同時,五四前后曾兼職《新青年》雜志英文編輯和翻譯,翻譯了一些東、西洋學術名著如《進化與人生》《進化論講話》《柏格森之哲學》等;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歐洲戰爭與青年之覺悟》《難易乙玄君》《軍國主義》等文章,也頗具振聾發聵的激進鋒芒。說他曾是新文化的播火者之一,亦不為過也。1919年9月,陳獨秀獲釋,一度藏匿于劉文典家中,后在李大釗掩護下到達上海。劉文典1956年加入了九三學社。

二、思考、寫作過程(一個學習的過程、受教育的過程)

我感動,這樣生動、鮮活的例子,就在我們的現當代史中;我自豪:五四運動前后,面對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挺身而出,在追求真理中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沖擊了幾千年來封建舊禮教、舊道德、舊思想、舊文化的他們就在我們的隊伍里就生活在身邊,他們筑下九三學社的光榮歷史,而我們,是集合在髙擎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旗幟的九三學社這個群體中的后來人!在中國從積貧積弱走向自立自強的征程中,九三學社先賢追求民主與科學的步履從來沒有停止過,“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湯《盤鳴》),“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劉禹錫《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詩以寄》)”。他們始終與時代同呼吸,投身變革圖強,他們的足跡深深鐫刻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盡管他們所選擇所從事的專業不盡相同,也經歷過迷茫、彷徨、甚至有困惑,有動搖,有曲折坎坷,但他們不忘初心,始終如一守護著、傳承著偉大的理想,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選擇了社會主義。

這里,我還是舉俞平伯的例子,在孫玉蓉編纂的《俞平伯年譜》中記著,“1949年5月3日,為紀念五四運動三十周年,接受人民日報記者柏生的訪問。”“5月4日,紀念五四專題文章《回顧與前瞻》發表在人民日報,收入上海新華書店本年7月版《‘五四’卅周年紀念專輯》。作者(俞平伯)認為‘五四’運動和全國大解放,這兩個劃時代的轉變,實只是一樁事情的延長引伸,五四時期所倡導的科學和民主,新民主主義以至于共產主義,現在被中共同志們艱苦卓絕地給做成了。他認為今后‘革命的前途,猶艱難而遙遠’,但是‘光明在前,咱們從今不怕再迷失路途了’。”短短幾句記錄了他這個從五四走來飽讀詩書滿腹經綸的一介書生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這也是當時鼎故革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很多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從上述幾個小例子中都可以見出他們與中共朋友的親密關系以及所受到的影響。

限于時間,也限于目力所及,我的文章中舉了包括許老在內的十幾個九三先賢的例子,自是掛一漏萬, 然而能從中看到一根紅線,那就是追求民主與科學是九三人始終不渝的理想和目標。

三、難點和不足

雖然有了寫這篇文章的原動力,但僅憑著熱情遠遠不夠,寫作過程中我發現了難點:時間短,資料缺失,加之老一代人的凋零、故去,缺少相互佐證的資料,有些口述史或回憶錄的記載顯得粗陋和單薄。原還想進一步探討一下他們的共性,比如成長背景、家庭、留學志向、知識結構、科技救國、教育救國的理念……限于篇幅、時間,只能留待以后了。

歷史不應斷裂,歷史也沒有空白,從1919年到九三學社成立的1946年,這其間的二十余年,九三學社先賢所走過的道路,其間的風風雨雨,都是與現當代史、中國革命歷史緊密相關相連的,盡管這些先賢們經歷不同,走過的道路也不同,但最后殊途同歸,共同的是都始終如一守護著、傳承著偉大的理想信念,選擇了跟著中國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歷史的選擇,是歷史的邏輯。他們所經歷的所走過的民主與科學之路有著怎樣的教訓、怎樣的經驗,無論整體還是個體,在社史研究中幾乎還是空白,雖然這屬于社前史的研究,但畢竟還是很有意義,很有啟示的。如能把這個短板薄弱環節補上,我想,對社史的整體研究對今天如何弘揚五四精神譜寫新的更精彩的樂章會不無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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