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五四運動前后的九三學社先賢
來源:九三學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   李 書  日期:2019-05-21  瀏覽次數:

   

內容摘要:本文鉤沉爬梳了九三學社先賢在1917-1921年社會活動的部分史料,他們既是五四運動的參與者,也是五四精神的守護和承繼者,他們用青春、熱血,用自己畢生的追求和努力詮釋了五四精神。今天的我們怎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讓五四精神的火炬始終高揚并薪火相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值得思考。毋庸諱言,這既是我們應擔當起的歷史使命,也應是新的歷史時期九三學社人的一個重要課題。

關鍵詞 :五四運動  愛國  進步  民主與科學   九三學社  

今年正值五四運動10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說,“緬懷五四先驅崇高的愛國情懷和革命精神,總結黨和人民探索實現民族復興道路的寶貴經驗,這對發揚五四精神,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特別是新時代中國青年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他還說,“五四運動…… 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五四運動在中國現當代歷史中的影響眾所周知,其影響在九三學社的創建、發展史上的作用同樣不可泯滅。五四運動當日的具體影象隨著時光的流逝可能會模糊漸行漸遠以致被人們淡忘,但由此照亮了中國此后一個世紀道路的歷史意義卻日趨顯豁。

本文不準備全面論述九三學社先賢怎樣受五四運動思想啟蒙的影響,歷經磨難不改初衷,如何在國內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民主與科學的道路,如何創建了九三學社及后來的發展,而只是鉤沉五四運動前后這些先賢們的活動線索,追尋他們的足跡,追索他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再現、印證他們一以貫之追求國家興盛的目標和理想,民主、科學的初心和腳踏實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的軌跡。本文聚焦的時間跨度限于1917-1921年前后。

大家知道,九三學社同五四有著密切的關系并且有著深厚的歷史

淵源。在1919年5月4日過去了二十多年后的1946年5月4日九三學社正式成立,其成立宣言開宗明義“今日適為‘五四運動’二十八周年紀念日,‘五四’所號召于國人者,為科學與民主,今時間過去雖已二十余年,而民主與科學之要求,實較前迫切,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為民主與科學之實現而努力,始終不懈,謹此宣言”。許德珩在九三學社第一次全國工作會議預備會(1950年11月28日)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九三學社成立宗旨,“為發揚民主與科學的精神,紀念‘五四’的光榮傳統,九三學社于1946年5月4日在重慶正式成立”。后他又多次在各種會議上、文章中講到五四運動、五四精神。

說到九三學社,必會提到許德珩(1890——1990),說到許老,必會提到五四。

當我們今天重溫、回望100年前的五四運動,我們依然能夠清晰地找到在這場波瀾壯闊的革命浪潮中許老的身影。作為五四運動親歷者,許老撰有《回憶五四運動》一文,向我們較詳細地講述了五四運動預備時期、行動時期及五四運動以后的情景。北大學生參加五四運動的中堅,主要來自“國民雜志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和“少年中國學會”、“新潮社”,許德珩不僅是李大釗介紹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成員,還同時是前兩個組織里的活躍分子。許老文中說,“五四運動雖然發生于1919年5月,但究其遠因,卻要追溯到五四以前的中國社會情況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1919年5月2日,他從蔡元培校長那里聽到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便約集了參加“國民雜志社”的各校學生代表,下午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會議決定第二天,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來的北大三院)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約集北京13個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代表參加大會。會上,群情激奮,很多人發言,在學生中有“大炮”之稱的許德珩也作了演講并被推起草《北京學生天安門大會宣言》,是夜他起草好《宣言》后,把自己唯一一床白色床單撕成條幅,寫上標語,為第二天的游行做準備。5月4日,北京大學等13所大專院校的三千多名學生匯集天安門廣場示威游行,宣讀許德珩起草的《宣言》。《宣言》吶喊著:“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國同胞處其大地,有此河山,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宣言》揭露、聲討帝國主義國家“背公理而逞強權”的強盜行徑,提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在和約上簽字”等口號,要求懲辦親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 。政府軍警采取高壓政策進行鎮壓,逮捕了許德珩等32人。這,立即引起北京各校學生舉行總罷課,隨后全國各地學生紛紛走上街頭,舉行示威游行,召開宣傳大會,并實行抵制日貨。運動如火如荼,蔓延全國。1920年許德珩為進一步尋求革命真理,赴法國勤工儉學,學習社會學、研究馬克思主義。以發起、組織和領導九三學社的許德珩被今人越來越所熟知,他是九三學社第一屆至第七屆中央委員會主席,是一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有關許老的事跡、生平,想必大家都比較熟悉,此文不多贅。)

有學者認為,“許德珩,大概一生的道路早已由五四運動而決定”,筆者并不十分贊同,因為他投身革命,革命的信念、生涯并不自五四始,但不可否認的是許德珩的選擇不曾改變,五四精神民主與科學是他終身奮斗不息孜孜以求的理想和追求。不僅許老如此,九三學社的諸多先賢的人生選擇、命運走向也與五四運動五四精神血脈相連,無法割裂。

1919年5月4日被逮捕的32人中除許德珩外,還有后來參與創建九三學社的潘菽、楊振聲、初大告3人。他們都寫過關于親歷五四運動的回憶。

心理學家潘菽(1897——1988)在其自傳中寫到:“‘五四’運動前后蓬勃開展的新文化運動大大破除了封建主義教育在我頭腦中形成的種種陳舊觀念,初步樹立了以民主與科學為主體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同時也受到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我是‘五四’愛國反帝斗爭的衷心擁護者和親自參加者,并且是火燒趙家樓時的32名被捕者之一。……這場運動使我把個人的前途和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進一步增強了愛國主義的思想”。“‘五四’運動時期,我作為這場運動的親身參加者,受到了一場真正的洗禮。這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促使我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帝國主義為什么總是欺負我們?想來原因有多種,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的國家太弱,太落后,而要想使我們國家強盛起來,就必須大力發展教育。”“‘五四’運動后的青年學生中,一部分先進的青年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逐步與工農相結合,一部分人則堅持資產階級革命的方向,跑到國民黨一邊去,更多的人則由此走上了‘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的道路。我就是屬于這最后一種人。”

文學家楊振聲(1890——1956),五四新文學運動中頗具影響的作家,最早涌現出來的用白話文寫作的重要小說家之一,也是五四運動前后的潮頭人物之一。“1919年他積極參加五四運動,是兩位首先躍入賣國賊的巢穴——趙家樓的闖將之一。”曾任《新潮》編輯部書記。從五四前發表的《漁家》《一個兵的家》到1920年的《貞女》,魯迅評述其“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言》)。他于“五四”當日被捕,剛剛釋放了沒幾天,1919年5月25日又被扣押。原因是受北京學生聯合會委托,與其他三名代表,去向京師警察總廳辦交涉,要求歸還被扣留的《五七》日刊。《五七》日刊是五四運動后,為了便于繼續奮斗,北京學生聯合會出版的一份小報。(之所以名“五七”,一是紀念被捕學生的釋放,二是5月7日是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的國恥日。)剛出4期,就被警察扣留了。過了一個星期后楊振聲才被釋放。同年11月去了美國留學。他對五四運動愛國和反封建方面,一直持以肯定,在解放前后,他開始對五四運動的文化意義進行質疑和反思。這可以從他1949年5月4日刊于《進步日報》的雜文《我蹩在時代的后面》和發表在《人民日報》的評論《“五四”與新文學》,以及1950年發表在《觀察》第六卷第十三期的《從文化觀點上回首“五四”》等文章看到。尤其后者,他認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古腦地反對中國舊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換句話說,便是無批判地反對中國文化,而又無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 “當時對自己的文化,凡風俗、禮教、哲學、藝術、文學等只要是中國的舊東西,就不加分別,一概反對”。他還認為新文學對民間的東西吸收不夠。有人認為他偏激。但足也見出他對親身經歷過的歷史的反思和探討,從未停止過思索,體現了追求真理追求民主與科學的一種精神。

同時被捕的32人中有4人后來參與創建九三學社。許德珩、潘

菽、楊振聲都是北大學子。而初大告(原名初銘音、初誥),當時就讀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師范大學的前身),也因直接參與了沖擊曹汝霖住宅和火燒趙家樓的活動被捕。1919年5月7日當局釋放了所有被捕學生。北高師校方派車迎接,同學們在校門口列隊歡迎,校長陳寶泉不僅站在校門口的歡迎隊伍中,并考慮到他們的安全,親自為他們改名,初銘音或初誥就這樣改為了初大告。 他從北高師畢業后,與同學一起創辦志成中學,即今天的北京市三十五中,很多人知道鄧稼先、王岐山等都是三十五中的知名校友,卻不知這所學校的創建者是參加過五四運動、參與籌建九三學社的先賢初大告。李大釗和他都擔任過校董事會董事,后他還曾任校長(1926年)。再后來成了英語專家,1949年經周恩來介紹到北京外國語學校即今天的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他組織、編寫了新中國第一部《漢英辭典》。他不僅對英國文學、戲劇、英語語音學有著很深的造詣,還精通世界語,為我國推廣世界語的先行者之一。他也是參與籌建九三學社的創始人之一 。對于九三學社的發起和成立,他曾在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行的“五四時期老同志座談會”上講到過。另,他還撰有《回憶九三學社的發起和成立》一文,刊登在九三學社中央機關刊物《紅專》1985年第9期。

除去在五四運動中直接參加游行被捕的許德珩、潘菽、楊振聲、初大告外,九三學社的先賢們也以各種形式直接或間接地參加了五四運動或其前后的新文化運動。

如,散文家、詩人、紅學家俞平伯(1900——1990),和楊振

聲一起參與創始新潮社,寫有《回憶<新潮>》一文,回憶:“1918年秋至1919年底,我正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即現在的中文系)在新文化思潮的影響下,我參加了當時北大學生組織的新潮社。”“當時有一份宣傳新思想最有影響的雜志《新青年》,是北大的名教授們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等人辦的。《新青年》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做了輿論準備。1919年的五四運動對整個中國社會的政治、思想、文化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1918年下半年,北大文科、法科的部分進步學生組織了新潮社,創辦《新潮》雜志,為《新青年》的友軍。”他回憶文科參加新潮社的除他以外有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顧頡剛等人,文中提到:“校長蔡元培先生親自為我們的刊物題寫‘新潮’兩字。”該文中寫到“《新潮》和《新青年》同是進步刊物,都是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宣傳‘賽先生’(即Science,科學)與‘德先生’(即Democracy,民主),但在辦刊方向上卻稍有不同……”。俞平伯認為自己“參加《新潮》時僅18歲,知識很淺”。他在《新潮》上發表過新詩和兩篇白話小說。其中第一篇白話小說《花匠》還被魯迅編選入《中國新文學大系· 小說二集》里,“這些早期的作品現在看起來是很幼稚的,……盡管如此,這里面實際卻包含著反對封建、要求民主的思想。”他在1985年曾說:“我的《花匠》……并不佳,乃蒙魯迅青眼入選,非常慚愧!五四時代力求解放,于今將七十載。”有意思的是,在孫玉蓉編纂的《俞平伯年譜》中,有這樣的記載:“1917年1月15日   陳獨秀被蔡元培校長聘任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相當于后來的文學院院長)。《新青年》編輯部也隨之由上海遷到北京,社址在北池子箭桿胡同9號陳獨秀家中,與俞平伯家為鄰。”原來俞平老早就近距離地受到革命潮流的熏陶和影響。另據該《年譜》,1945年“年內,經許德珩介紹,加入九三學社”。

毛澤東的老師,參與創建九三學社的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1890——1978)五四運動前夕,以魯迅為首的新文學作家,創作了如《狂人日記》等一大批徹底反封建的白話文學作品,而一些封建衛道士驚恐得很,說什么——白話文學雖有“文學”,卻無“文法”,有“文”無“法”,終是無以為“文”。為了反擊這種謬論,1920年黎錦熙與同人在北京開辦了第一屆國語講習所,并把他寫的《國文文法系統表》同他人合作改編為《國語文法系統表草案》,之后他又將其改為《國語文法》,在高校首創講授這門課程。他用大量例證闡明白話文不僅有“法”,而且這個“法”十分縝密,足以指導為文。這就是非常有名的《新著國語文法》。黎錦熙這部作品第一次科學地、系統地揭示了我國白話文內在的語言規律,也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具有自己獨特體系的、將傳統語法體系應用于現代漢語的專門著作。從五四以來具有重要影響的這部語法專著,至1959年時已連續再版了24版之多。  

1920年黎錦熙與同人在北京開辦了第一屆國語講習所,促成教育部改訂小學的“國文科”為“國語科”,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廢除小學“讀經”。他還發起領導蘇、浙、皖三省焚燒小學文言教科書運動,這場反對封建文化的斗爭,震動了全國,影響很大。與此同時,他與錢玄同創辦《國語周刊》。“歡迎投稿,不取文言”的《國語周刊》與“布告征文,不收白話的《甲寅》雜志,兩軍對壘,陣線分明。黎錦熙他們成了當時新文化運動中最有戰斗力的一翼。

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積極參與創建九三學社并擔任過九三學社上海分社第二屆理事會理事的王造時(1903——1971),小學畢業后,于1917年以江西前五名的優異成績考取了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當時的北京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他受到洗禮。在學校,他一面刻苦學習,一面 熱衷社會活動,為新生事物搖旗吶喊。 先后擔任清華學生會宣傳部長、干事會主席、“仁社”社長等職。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正值清華大學八周年紀念日。當晚,他確定北京城內各校學生示威游行,賣國賊的房子被燒了,多名學生被捕的信息后,和羅隆基商定,立即組織同學們響應各大高校的罷課營救被捕學生工作,他馬上跑去動員。第二天,他們召開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清華學生要與北京學生一致行動。年僅16歲的他被選入清華學運的領導機構“清華學生代表團”,任清華學生會評議會主席,他積極發動同學們參加示威游行,散發傳單,籌備演講。是年6月3日他和同學們到北京東安市場做宣傳活動,正要演講時,一隊警察忽然出現,把他從臺子上拉下來,逮走了。這是王造時生平第一次被捕。5天后被釋放。8月28日,他參加北京學生代表團去北洋政府請愿,走到新華門時,學生們被早已蹲守的警察驅散、逮捕。王造時毫無畏懼,在被警察拖走的路上還高呼著“打倒賣國賊”!“抵制日貨”!迫于輿論的壓力,北洋政府不得不釋放了這批學生。王造時在回憶這段時光時說,“通過五四運動和兩次被捕,愛國主義深入我心,從此以后,反帝愛國運動我無役不從,幾十年如一日。”五四運動后 ,王造時更加如饑似渴地閱讀《新青年》《向導》等進步刊物,思想覺悟不斷提高,也更加積極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

又如有著“狂人”之譽的劉文典(1891——1958),曾東渡日本留學,追隨孫中山,加入中華革命黨,誓死討袁。1916年袁世凱倒臺,劉文典回國。是年,經陳獨秀介紹到北京大學任教,一呆就是十年。他不僅以驚人的毅力和執著,開始了對浩如煙海的中國古籍(以諸子為重點)進行持之以恒的攻堅戰,而且在潛心古籍校勘的同時,五四前后曾兼職《新青年》雜志英文編輯和翻譯,翻譯了一些東、西洋學術名著如《進化與人生》《進化論講話》《柏格森之哲學》等;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歐洲戰爭與青年之覺悟》《難易乙玄君》《軍國主義》等文章,也頗具振聾發聵的激進鋒芒。說他曾是新文化的播火者之一,亦不為過也。1919年9月,陳獨秀獲釋,一度藏匿于劉文典家中,后在李大釗掩護下到達上海。1956年他加入了九三學社。

除了五四運動的直接發源地北京外,在全國各地九三學社先賢們也融入時代潮流,有著不凡的突出表現。比如哲學家劉及辰(1905——1991)1919年考入天津直隸省官立第一中學。適逢“五四”運動,他積極參加宣傳隊,一連幾個月到街上去賣報,宣傳科學與民主。當年的冬天,他參加了全市學生大游行,親眼見到政府把周恩來、馬駿、韓致祥、于方舟等請愿學生代表扣壓起來,這使他進一步認清軍閥壓內媚外的丑陋嘴臉。1921年考入革命先驅李大釗的母校,聆聽馬寅初、李大釗等進步教授的講演,明白了許多革命道理。閱讀了梁啟超、胡適、陳獨秀等人的著作及其《新青年》《社會科學講義》《北大季刊》進步書刊,開始接觸到唯物論、辯證法、勞動價值等馬克思主義理論。后為追求真理,自己籌款,東渡日本求學。他參與創建九三學社,并始終為許老的堅定支持者。 

1946年加入九三學社,擔任過九三學社北京市委會第一任主委的藥學家薛愚(1894——1988),曾自述:“1919年的夏天,即將畢業的時候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席卷全國,‘五四’愛國主義和新文化啟蒙思潮沖擊著我,我掩耐不住內心的興奮,投入到偉大的愛國運動中,扛著大旗走向街頭,游行示威,高喊鋤奸、救國的口號。就在這一年,我中學畢業了。”那時他寫下《人生與微生物論戰》一文,發出自己立志救國的第一聲吶喊。雖然是年少的中學生,但在五四愛國主義和新文化思潮的影響下,在湖北的他參加學生組織同軍閥談判,還登臺演講。1921年他入讀齊魯大學。他參加學生讀書會,旁聽社會上各種進步會議和講座,越來越堅定自己科學救國的信念,很快在齊魯大學組織“自然科學研究會”并自辦報刊宣傳民主與科學。他自述:“在齊魯大學學習期間,除了在化學專業上獲得了一定的知識外,我還參加過一些政治活動和社會實踐。在思想認識方面有兩點很重要的收獲,就是‘讀書為了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科學是民主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科學’。這種思想影響著我終身的活動。”

1952年加入九三學社,后擔任過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的物理學家周培源(1902——1993),1919年因參加五四運動被當時就讀的上海圣約翰大學附中開除,后考入清華學校中等科三年級插班學習,1924年畢業即赴美國深造 

“古生物學家楊鐘健(1897——1979),是許老五四時期的老同學,又同在少年中國學會擔任職務,并同去上海,在群眾大會上對五四愛國運動進行宣傳,共同做了不少工作。(這是牟小東《有關許老風義二三事》一文中在講許老的師友風義之情時提到的。)他1951年加入九三學社。

革命洪流,浪濤滾滾。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如馮沅君(1900——1974),那時她還是個18、9歲的女孩子,也是投身于五四大潮的一名勇士。她在《難忘的日子里》寫到“……霹靂一聲,五四運動的號角鼓舞了我,使我開始掙脫了封建枷鎖。”她在北京女高師就讀時,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第二天,老師剛在課堂上講完事關國家存亡的消息,她便站起來,高聲說“我們也停課!一致支援被捕學生,不許賣國賊簽亡國的字!”從這天起,她們與北京學生聯合會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參加會議,撰寫文章,到街頭演講宣傳,游行請愿,馮沅君總是奮勇當先。女高師的校長不準學生參加游行,緊閉校門,還加了一把大鎖。馮沅君第一個撿起石頭砸開大鎖,使女高師的同學奪門而出,走上街頭,與其他高校會師。五四期間,她曾受15所女校愛國學生委托,起草致徐世昌總統書。在那一段期間,馮沅君還將名詩《孔雀東南飛》改編為話劇,并扮演封建專制家長的典型焦母登場演出,李大釗是這部話劇的導演。這些事情在今天看來似乎算不了什么,但在當時的確體現出馮沅君反封建、反舊道德、舊傳統觀念的勇敢無畏先鋒精神。女高師畢業后,她以筆名“淦女士”在雜志上發表多篇小說,作品充滿大膽的描寫和反抗封建禮教的精神,在當時引起不小的震動。后來她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女作家,也是當代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卓有成就的女學者。于1952年加入九三學社。

誠如習總書記所說,五四運動“是一場中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會革命運動,是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以磅礴之力鼓動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的志向和信心。”“五四運動,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團結奮斗、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

九三學社先賢就是以如此的精神、如此果敢的行動和全國人民一起奏響了浩氣長存的愛國主義壯歌,彪炳史冊。

在中國從積貧積弱走向自立自強的征程中,九三學社先賢追求民主與科學的步履從來沒有停止過,“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湯《盤銘》),“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劉禹錫《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詩以寄》)”。他們始終與時代同呼吸,投身變革圖強,他們的足跡深深鐫刻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盡管他們從事的專業不盡相同,也經歷過迷茫、彷徨、甚至有困惑,有動搖,有曲折坎坷,但他們始終如一守護著、傳承著偉大的理想,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選擇了社會主義,為后人展現了靈魂的高潔,樹立了光輝榜樣。這樣的例子,這樣的故事,不勝枚舉。限于時間,也限于目力所及,雖掛一漏萬,卻能從中看到一根紅線,那就是追求民主與科學是九三人始終不渝的理想和目標。思索從五四運動到九三學社成立時的宗旨立下的誓言及后來的每一步發展,皆是有著其必要條件的,不也是歷史必然的結果么。 

回望、探尋九三學社先賢們在五四時期走過的足跡,懷想他們對國家對民族的強盛所做的努力和貢獻,在拼盡自己全力推動歷史車輪滾滾前進的過程中對民主與科學精神的不懈追求,實在讓人高山仰止,他們是徹底的無愧于時代的五四精神民主與科學理想的守護者和傳承者!紀念,是為了更好地前行。今天,五四先驅們為之求索的民族復興道路在我們腳下延伸,生逢其時,重任在肩,弘揚五四精神,書寫報國新篇。這是對五四運動也是對九三學社先賢最好的紀念! 

參考文獻:

1.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辦公室編:《五四運動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

2.陳平原、夏曉虹主編:《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廣州出版社,1999。

3.昆明市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編:《抗戰時期文化名人在昆明》【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4.九三學社中央研究室編:《九三學社簡史》(2015年修訂版),學苑出版社,2016。

5.九三學社中央社史辦公室編:《九三學社歷史資料選輯》,學苑出版社,1991。

6.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主辦:《民主與科學》(雙月刊),1990年第1期。

7.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主辦:《民主與科學》(雙月刊),1990年第2期。

8.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主辦:《民主與科學》(雙月刊),1990年第3期。

9.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主辦:《民主與科學》(雙月刊),1990年第4期。

10.《為了民主與科學___許德珩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版;1987版。

11.九三學社中央研究室主編:《九三學社人物傳略》(第一輯),學苑出版社,2015。

12.葉永烈編:《王造時——我的當場答復》,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13.孔瑤竹:《薛愚傳》,學苑出版社,2017。

14.九三學社中央研究室編:《中國科學家回憶錄》【1】,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

15.九三學社中央研究室編:《中國科學家回憶錄》【2】,學苑出版社,1990。

16.趙海菱、張漢東、岳鵬:《馮沅君傳》,學苑出版社,2012。

17.顧明遠主編:《北京師范大學名人志學子篇》,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

18.晉陽學刊編輯部編:《中國現代社會科學家傳略》(第三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19.季培剛:《楊振聲年譜》(上、下冊),學苑出版社,2015。

20.《北京師范大學校史(上卷)》征求意見稿,2015。

2018.4.18——4.20初稿,5.2,——5.12.修改,5.20.再修訂)

 

    
    
    
    
    
    
十一运夺金初始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