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九三學社的幾點認識
來源:九三學社建筑設計院支社 許進  日期:2014-07-08  瀏覽次數:

201293日,韓啟德主席在九三學社創始人后裔座談會上指出:“所謂自身建設、思想建設做什么?就要做自己的歷史。我們要搞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站得起來的歷史”。我借用這一思路談談我對于九三學社的屬性、歷史和未來發展道路的幾點認識。

一、九三學社的緣起

1.什么人發起的九三學社

194654日,在九三學社成立大會上選舉出16名理事,8名監事。他們是九三學社最早的核心成員。這24名核心成員全部是教授、著名學者。其中:

留學歸國人員20人,占83.3%;社會科學學者16人,占66.7%;自然科學學者7人,占29.1%;醫學工作者1人,占4.2%(由于嚴希純、詹熊來先生的資料不全,故以上統計不完全)。

1946512日,九三學社在重慶蘭園(稅西恒先生住所)召開第一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會議推舉:褚輔成、許德珩、稅西恒、張雪巖、潘菽為常務理事;梁希、盧于道為常務監事。

從創建九三學社核心成員的身份可以看出,這個政治團體是由專家學者構成的。

2.為什么發起九三學社

這些專家學者為什么發起九三學社?大家知道,自1944年開始的民主科學座談會是一部分專家學者討論抗戰問題的、不定期的聚會。那時的陪都重慶處于日軍包圍之中,是與敵人血戰到底還是屈膝投降,國民黨統治集團舉棋不定,重慶上空漂浮著濃厚的投降空氣。九三學社的各位創始人大都具有參加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反封建和反帝國主義斗爭的經歷,身體里活躍著民主與科學的細胞,他們要以五四運動的精神抗戰到底。除了以上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歷史之外,我與大家一起回顧一下九三學社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主動要求參加新政協,又在新中國成立后準備解散的歷史過程,進而分析各位創始人發起九三學社的目的。

19496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議在北平召開。籌備會由中國共產黨——新政治協商會議提議人和其他22個單位的134人組成。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開幕時,九三學社不在23個參加單位名單之中。“民主教授”單位由7名代表組成。其中,許德珩和梁希先生分別是北京大學、中央大學的代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規定,新政協的參加單位必須是在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過程中做出貢獻的,贊成中共“五一”口號第五項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等。

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指定許德珩為第一小組成員和第三小組副組長。第一小組負責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李維漢任組長、章伯鈞任副組長;第三小組負責起草共同綱領,周恩來任組長。參加新政協的單位與代表通過兩種方式提名,即組織或個人推薦、本人申請。全部提名經籌備會第一小組根據籌備會組織條例審查和研究,然后提交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決定。許德珩代表九三學社向籌備會提交了由他同黃國璋、薛愚、潘菽、笪移今等五人具名的《九三學社工作報告》,介紹了九三學社的成立經過及其所做的工作,說明了身處國統區的九三學社無法像在香港的其他民主黨派一樣及時公開聲明支持“五一”口號的情況。

616日,周恩來同志向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作《關于<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草案)>的解釋報告》。他在報告中說:原來未邀請九三學社和民主革命同盟,是因為在哈爾濱確定單位時,期待這兩個團體進行秘密工作,因此沒有邀請參加。19496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參加新政協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九三學社成為參加新政協的四十五個單位之一,代表名額為五人。九三學社推舉許德珩、潘菽、黎錦熙、袁翰青和吳藻溪為正式代表,葉丁易為候補代表(另外十幾位社員以其他界別的身份出席了會議)。參加新政協會議的名單反映了中國革命自舊民主主義時期到新民主主義時期復雜曲折的歷程。

新中國成立后,部分成員認為九三學社民主革命的使命已經完成,其成員已經加入新中國的各項建設當中,九三學社不必繼續存在下去,故提議解散。九三學社內部就此進行討論并廣泛征求意見。毛澤東主席聽說此事后即向九三學社轉達了他不同意九三學社解散的意見。周恩來總理說:“希望各民主黨派采取鞏固發展的方針。”

1950121日至5日,九三學社召開第一次全國工作會議。會議明確九三學社是新民主主義政黨。會議宣布九三學社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以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為自己的綱領,參加各革命階級的統一戰線,為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而奮斗。至此,九三學社從一個專家學者的政治性團體轉變成為具有政治綱領的政黨。

成立九三學社的目的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國民黨一黨獨裁;是為了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是為了民主與科學。九三學社主動申請參加新政協,是對于本組織在人民解放過程中所作出貢獻的總結和肯定,是對于本組織成立目的的闡釋。在參加新中國的籌備工作、參加起草并簽署《共同綱領》并以此為九三學社的政治綱領。建立新中國之后,九三學社提出解散,證明了這個以民主科學為宗旨的、知識分子政治聯盟的純潔性。

韓啟德主席指出:“創始人決定了我們的特點。他們更多的是科學家,搞學術的,政治家少一些。所以建國后,我們提出解散,回學校教書。他們的出身使我們具有特點。創始人的精神一直傳到今天。”

3.從民主科學座談會到九三學社

1944年底,民主科學座談會形成具有一定規模的、經常性的聚會。

194593日,民主科學座談會舉行會議,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會議決定民主科學座談會更名為九三座談會,籌備成立九三學社。

194654日,九三學社在重慶正式成立。

我們把194593日,即籌備成立九三學社的日子作為我們的成立紀念日。

從數十人組成的民主科學座談會到今天擁有14萬名成員的參政黨,68年來,九三學社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這一演變過程,我認為有三個重要的節點。

1)友人指路

19458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應國民黨總裁蔣介石之邀到重慶商談成立聯合政府之事。期間,毛澤東約許德珩、勞君展夫婦到八路軍辦事處見面。分別二十多年后,大家在抗日戰爭勝利之時重逢,十分高興。毛澤東對許德珩說,記得我們在北大好像還有個組織呢。許德珩說,我們參加了李大釗先生發起的少年中國社。毛澤東對勞君展說,你是知道的,我這個人怎么會打仗呢?我是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啊!

敘舊之后轉入正題,他們交換了對時局的意見,許德珩、勞君展向毛澤東介紹了他們發起民主科學座談會的情況,毛澤東聞之十分感興趣,鼓勵他們將座談會發展成為一個永久性的政治組織。許德珩、勞君展聽后面有難色,認為參加座談會的人數不多,發展成為一個永久性的政治組織有困難。毛澤東鼓勵他們說,盡管人數不多,但每位成員的影響都很大。

毛澤東的建議給予許德珩、勞君展很大的鼓舞,他們決心以毛澤東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精神將民主科學座談會辦成一個永久性的政治組織。

周恩來同志為九三學社的成立提供了很多幫助。金善寶先生在《風雨同舟憶當年——紀念建社五十周年感懷》一文中回憶說:同年(1944年,作者注),由許德珩、稅西恒、潘菽、黃國璋、黎錦熙等人發起了“民主科學座談會”(即九三學社的前身),主張發揚“五四”反帝反封建,民主、科學的精神,團結、民主、抗戰到底。他們與中共也有密切的聯系。經周恩來、潘梓年同志的工作,“自然科學座談會”的梁希、涂長望、謝立惠、干鐸、李士豪等人和我,由潘菽介紹,先后以個人身份參加了“民主科學座談會”。

2)自我總結

1949615日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許德珩代表九三學社向大會提交了《九三學社工作報告》,申請成為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之一。毛澤東和周恩來支持了九三學社的申請。

3)長期共存

1950年初,部分成員認為人民民主共和國已經成立,九三學社民主革命的使命已經完成,不必要繼續存在下去,提議解散。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不同意九三學社解散,希望各民主黨派采取鞏固發展的方針。

4、名稱之爭

“九三學社”這個名稱是怎么來的?有什么意義?

許德珩先生在其回憶錄《為了民主與科學》中說:“為紀念全國民主力量擊敗法西斯,194593日,我們(即民主科學座談會,作者注)假重慶青年會大廈舉行慶祝大會。會上有人提議說:今天是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向盟國簽訂降書的日子,意義重大,千載難逢。民主科學座談會這個名稱政治意義不強,應該改一個政治意義比較強的名稱。經過大家研究,會上一致同意,改名為九三座談會,后來又成立了九三學社籌備會”。—— 民主科學座談會改名為九三座談會的過程

潘菽先生在《難忘的歲月》一文中回憶說:“在討論中有一種意見認為,可以考慮到九月三日這個紀念日的重要意義;同時這個組織的性質應該確定為一個學術性的政治團體而不是尋常意義的一個政黨,以便照顧到所要團結的文教科技界的許多人不愿意參加政治活動的這個特點,因此這個組織可以定名為‘九三學社’。這個建議得到會上的同意,所要建立的組織的名稱就此定了下來。” ——九三學社名稱的由來

潘老在另外一次回憶中說:“當時,有人提議把‘九三座談會’改為‘民主科學社’。有些人表示異議,認為‘民主與科學’是‘五四’的口號,在抗戰勝利后的形勢下,‘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就顯得不夠了。出席會議的多數人認為,當時知識分子大都不愿參與政治,而‘民主’口號的政治性很明顯,這樣的稱呼影響他們參加活動,最好取一個既體現學術性,又帶點不太明顯的政治性的名字為最好。于是決定采用‘九三學社’這個名字,……以利于團結廣大知識分子參加進來。” —— 從九三座談會到九三學社名稱改變的過程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結黨,目的是謀取政權,以實現本組織的綱領。歷史上,“黨”代表的往往是少數人的利益。中國知識分子心中往往把“結黨”與“營私”結合在一起。抗戰時期的中國,各種名義的黨團超過百個,魚目混雜。我們的組織名稱為什么不是“某某黨”,從當事人的敘述中我們了解到,我們的組織起初叫“民主科學座談會”,隨著“自然科學座談會”成員的加入和抗日戰爭的勝利,更名為“九三座談會”,在正式成立的大會上經過熱烈的討論,最終將名稱確定為九三學社。學社一詞相當于今天的學會。剛剛成立時的九三學社是追求民主與科學的知識分子的政治聯盟。

邵鴻常務副主席曾經說過:“九三學社創始人自認是“在野真正專家學者”的團體而不同于一般政黨,以后一個時期九三學社一直自以為“學術性政團”。“學社”之名并不全是為了消極地團結知識分子,而是我社前輩有意識的自我定位”。

九三學社這個名字包含著這樣的信息:國家獨立、民族解放、民主與科學、由知識分子構成的政治組織。

5.九三學社創立時期的物質條件

潘老在回憶文章中提到,“去許老家里時,每次都要吃飯,在吃飯前后互相談談。”我分析許德珩先生以聚餐的形式舉辦民主科學座談會有兩個原因。

其一,當年許德珩先生寓所的樓下住著房東、國民黨重慶市黨部委員。在特務橫行的情況下,聚餐比聚會的風險小。聚餐期間即使有特務闖進來,一桌飯菜可以作為掩護。這一做法是許德珩先生向北平地下黨負責人徐冰、張曉梅夫婦學來的。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在北平時,徐冰夫婦經常在許德珩家以聚餐的方式召集進步教授聚會,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其二,重慶市區比較大,當時缺乏公共交通工具,大家分散居住在各處,到許德珩先生家聚會一次,步行往返需要數小時。如果大家見面后暢談數小時,整個活動需要半天或者更長的時間。為了聚會能夠長期辦下去,主辦人必須為客人準備餐食。

抗戰期間,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難。那時,許德珩夫婦都參加工作,家中只有兩個上學的孩子,與其他教授相比,其收入情況稍好。許德珩先生曾經對家人說,“就是家里再困難,座談會也要辦。”其原因就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家里再困難”是多么困難,許德珩先生的女兒許鹿希教授說,那個時候,家里人穿的鞋都是母親動手做的。母親是大家閨秀、大學教授,為了省錢,親手為全家人做鞋,可見父母共同舉辦座談會的決心。

那時,許德珩先生的女兒和兒子在南開學校上學。一次,孩子們第二天要交學費,到了晚上家里還沒有湊夠錢。許鹿希急得哭了。許德珩安慰女兒說,你不要急,放心睡覺,明天早晨上學的時候就有錢了。孩子們睡覺后,許德珩馬上給報館打電話,通知報館他準備為他們寫一篇雜文,條件是預付稿費,明天清晨帶稿費來取文稿。報館同意后,許德珩連夜完成文稿換來了孩子們的學費。就這樣,在第二天早晨上學前,學費已經放在了孩子們的書包里面。孩子們一覺醒來,看到書包里面的學費,他們望著神奇的父親破涕為笑。

為了增加收入,除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工作外,許德珩還在大學做兼職教授。在國家危亡的關頭,對于那些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來說,一切困難都不在話下。隨著自然科學座談會成員的加入,民主科學座談會的規模越來越大。許德珩先生的家無法再作為開會的地點了。

重慶自來水公司總工程師稅西恒先生的加入為座談會的繼續舉辦提供了條件。公司不僅有開會的地方,還有廚師為大家做飯。稅西恒先生的家也常常作為聚會的地點。座談會成員有時也在重慶督郵街廣東酒家或其他地方“聚餐”。

6.九三學社創始人與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間

1915年,許德珩考入北京大學英文學系。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履任北大校長。蔡先生對北大進行了改造和改革,辭退不合格的教師,聘請李大釗、陳獨秀先生等很多學有專長且具有革新思想的青年來北大執教。

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蔡元培校長給予許德珩一份課余工作。從此,他通過勤工儉學解決自己的生活費用。為了節省燈油和烤火用的木炭,他終日在圖書館和教室讀書學習。

那時,五四運動風起云涌,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毛澤東很愿意與學生中的活躍分子交談,討論時事問題。許德珩與毛澤東相識于北大圖書館。

李大釗同志發起成立了少年中國學會,為推動社會進步聚集力量。學會以創造“少年中國”為宗旨,以“奮斗、實踐、堅忍、儉樸”為信條。許德珩與毛澤東、張聞天、惲代英、楊鐘健等都是該學會的會員,他們在大釗同志的指導下,把“創造少年中國”和“再造神州”作為理想。

辛亥革命后,黎錦熙先生在長沙主辦《湖南公報》和《公言》等報刊,發表進步言論,傳播民治思想。他挑選具有進步思想的青年為報館工作,在思想方面指導他們,在經濟方面幫助他們。

三十多年后,黎先生回憶起那段往事,他說:那時有三個青年人經常幫我抄寫文稿,一個不問文稿的內容,什么都照抄;一個見到文稿中有問題總要提出來,并能代為潤色;一個看到自己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抄。這三個在抄寫文稿時持不同態度的青年,后來各自的成就也不同。第一位,在中國歷史上默默無聞;第二位,成為中國著名的作家,他就是田漢,第三位,在中國歷史上成為偉大的人物。黎先生始終沒有講出第一位和第三位青年的名字。不過,熟悉這段歷史的人知道,第三位青年是毛澤東。

19493月,毛澤東主席到達北平后不久即會見并宴請了黎錦熙、黃國璋和湯璪真先生。這三位先生都是九三學社社員。他們與毛主席既是同鄉,又分別是老師和同窗。此后,毛澤東主席多次看望了黎錦熙先生。

勞君展,又名啟榮,筆名翼儒。青年時代就讀于長沙周南女校;有媒體將她與向警予、蔡暢和魏璧四人譽為“周南四杰”;《周南校史》記載,她與周敦祥、魏璧是當年的“周南三杰”;1919年,經陶毅(陶斯詠)介紹加入新民學會;曾經擔任長沙學聯宣傳部長;創辦《女界鐘》刊物并為毛澤東主辦的《湘江評論》撰稿;積極參加驅逐軍閥張敬堯的運動。

在共同發動一二九運動的過程中,許德珩、勞君展夫婦與在北平組織文化界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共黨員徐冰、張曉梅夫婦之間的關系逐漸密切并且彼此信任。

193610月的一天,徐冰、張曉梅夫婦到許家做客。他們說,現在延安的物資十分匱乏,情況十分困難。干部指揮作戰時沒有表,冬天來了,大家腳上還穿著草鞋。許德珩、勞君展夫婦聞聽后當即表示要買一些物品送給毛潤之。徐冰說,最近有車去延安,你們要買東西就抓緊時間。許德珩、勞君展決定傾家中的積蓄購買成生活用品,送到延安去。為了避人耳目,由勞君展與張曉梅到東安市場買了十幾塊懷表、三十多雙布鞋和一些火腿。她們雇了一輛人力車,由張曉梅把東西押運到秘密的地點,轉送延安。分手時,張曉梅問勞君展,是否需要毛澤東同志寫個收條?勞回答說,我們送給毛潤之的東西怎么能要收條呢?

1936112日,毛澤東在收到這份微薄的禮物之后揮毫致謝,他在信中說,“我們與你們之間,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奮斗,為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斗,這是全國人民的旗幟!也就是我們與你們共同的旗幟!”

許德珩與周恩來相識于五四運動時期。那時,他們分別是北京和天津的學生運動活躍分子。在留法勤工儉學期間,許德珩與周恩來、徐特立等共同發起成立了旅法各團體聯合會,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共管中國鐵路的企圖,維護國家的主權。

1937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后,許德珩從北平輾轉逃亡到武漢,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工作。周恩來同志到武漢后建議大家不要都聚集在這里,應該回原籍去參加抗戰工作。許德珩聽從周恩來的建議,到江西省政治講習院任教并擔任江西省各界民眾抗敵后援會主任委員。

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里,許德珩作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在陪都重慶與八路軍辦事處的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和鄧穎超等同志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許德珩與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等中共參政員一起利用參政會的講臺宣傳抗日、反對獨裁、反對內戰。

許德珩、勞君展夫婦發起民主科學座談會以后,周恩來同志安排自然科學座談會的成員加入民主科學座談會,為以后九三學社的成立奠定了組織基礎。

19493月,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來到北平。許德珩、勞君展與各界人士一道前往西郊機場迎接。大家見面后,周恩來親切地握著許德珩的手說:“楚生兄,辛苦了。一別兩年多,你做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他這番真誠的話語,令許德珩十分感動并且念念不忘。不久,周恩來又到北京大學府學胡同宿舍看望了許德珩、勞君展夫婦。

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中,因為同意在九三學社傳達中國民主同盟會整理的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于專家教授治校的講話記錄稿及推動九三學社快速發展,許德珩受到批判。對于批判者使用的“反黨”罪名許德珩無法接受并拒絕就此檢討。他生前一直說,當時,有人替我打抱不平說,新中國成立之前人家跟著共產黨,性命都不顧,新中國成立了,他怎么會反黨呢?

許德珩找周總理訴苦,他對周總理說,你是了解我的,我這個人怎么會反黨呢?周總理勸導他正確對待運動,虛心接受大家的批評。談話結束后,周總理把許德珩送到西花廳的門口并親自給他打開車門,請他上車。周總理的舉動令許德珩十分感動。每當提起這件事,他總是說,總理親自給我開車門,我還有什么怨氣呢?后來,在批評許德珩的一次國務院會議上,周總理說,許部長,在南開時,我們很敬佩你。就這樣許德珩逃過一劫。

1975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許德珩與周恩來總理同為天津市代表。在天津代表團的小組會上總理問許德珩:“楚生兄,你從法國回來后在哪里工作呀?”許德珩回答說:“我在黃埔軍校當政治教官,那時你已離開了,是熊雄負責。”總理說:“噢,你還在黃埔(軍校)工作過,那要記你一筆。”許德珩看到總理清癯的面容聯想到關于總理患癌癥的消息,他沉重地說:“總理,你要保重身體呀。”總理回答說:“我剩的時間不多了。”許德珩及聞者為之哽咽。此后不到一年周總理就去世了。這次關于黃埔軍校的談話竟是兩位相識五十余年老朋友的永訣!

作為統一戰線的締造者和忠實的踐行者,周恩來同志廣交民主黨派的朋友,大膽地啟用他們擔任中央政府的部門首長并在工作中培養他們,使他們有職有權地為國家建設貢獻力量。當那些曾經幫助過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黨派朋友們遇到困難時,周恩來同志在不違背原則的前提下,盡量保護朋友們的利益。周恩來總理是民主黨派成員最真誠的朋友、最杰出的模范。

西安事變發生后,北平文化界進步人士紛紛致電張學良、楊虎城將軍,要求他們將蔣介石就地正法。大家對于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逼蔣抗日的政策不理解,對于釋放蔣介石更加想不通。

為此,徐冰、張曉梅同志約集北平各高校的進步教授和北平中共黨組織負責人楊秀峰、孫文淑、張友漁、張申府、劉清揚、程西孟、彭道真、黃松齡、黃敬(俞啟威)等在許德珩家以聚餐的形式集會,由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彭真同志向大家介紹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方針和由反蔣抗日轉為逼蔣抗日,再轉為聯蔣抗日的政策,使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保護了進步教授的積極性。

從此,許德珩結識了化名高先生的彭真同志。他令人折服的分析和循循善誘的態度給許德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4年初夏,《許德珩回憶錄》基本完成。許德珩希望在回憶錄中收有他與彭真同志的合影,以紀念他們自西安事變時開始的,近五十年的友情。

一次會后,許德珩請彭真委員長留下,與他合影。彭真同志堅持改天到許家看望許德珩并合影。

614日,彭真同志來到許家。他一下車就對在場的新華社記者說,許老是五四運動時期的學生領袖,參加革命早,是我們黨最親密的朋友。

1988年夏,彭真同志多次到北京醫院看望許德珩。看到彭真同志,許德珩馬上從病床上坐起來,伸出手來與彭真同志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彭真同志坐在許德珩的病床邊,對他說,許老,我們相識五十多年了。兩雙手握在一起,久久不愿放開。

他們回憶起當年在北平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時的情形,彭真同志對許德珩說,許老,像你這樣的革命老人,健在的已經不多了,你要好好保重身體。許德珩回答說,我年紀大了,身體不好,不能繼續為黨和人民工作了,感到很過意不去。彭真同志擺擺手說,許老,你健在就是對黨和人民的貢獻。

九三學社自創立以來始終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為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建立、為社會主義建設共同奮斗、一道發展在追求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共同道路上,九三學社創始人與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風雨同舟、和衷共濟、親密交往的歷史是中國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歷史的縮影。

二、九三學社的核心價值觀與傳統

1.九三學社的核心價值觀

九三學社的早期成員大都參加過五四運動。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民主與科學。五四運動時期民主與科學的主要內容是反帝反封建、思想改革和價值重建。一代又一代的九三學社人在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下持續奮斗并不斷賦予民主與科學新的、更加完整的內涵。民主與科學是中國人民在受屈辱、受苦難的歷程中通過斗爭探索出來的解放之路,是九三人血液中代代相傳,永世不絕的基因。民主與科學是九三學社成立68年以來既有的、獲得全體社員認同的價值觀。我們要不斷地賦予其時代的內涵,使其得到提升和強化。

191954日中午,北京市數千名大學生和中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大會宣讀了大家委托許德珩起草的《北京學生天安門大會宣言》。當天,各學校有32名學生被當局逮捕。其中有四人后來成為了九三學社人,他們是許德珩、潘菽、楊振聲和初大告。五四青年的精神是為了國家和人民敢做敢當的精神。從當年北京警察廳的審訊記錄中看到,這32名學生當中,沒有一人在審訊中供出參加游行同學的名字。他們每個人都是敢做敢當的好漢。

許德珩從不以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自居,對于五四運動的結果,他并不滿意。1919829日,他在致曾琦的信中說:這回運動,好時機,好事業,未從根本上著手去做,致無多大的印象于社會,甚為咎心。個人的學識不足,修養不到,以后當拼命從此處下手。

1920215日,許德珩登上博爾多斯號法國郵船,走上了勤工儉學,學習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道路。

1948年,梁希先生在《政治與科學》一文中指出:民主可以改變落后,科學可以改變貧窮。民主是科學的土壤,科學是民主的肥料。

民主與科學是九三學社的核心價值觀,是九三學社在長期的社會實踐過程中形成的自我價值體系,是九三學社的靈魂,是把成千上萬的九三人凝聚在一起的共同理想和精神寄托。

2.九三學社的傳統

傳統,即世代相傳、具有特點的社會因素。我社建社68年來積累的傳統是我社特有的思想、精神與文化,應該認真總結并發揚光大,使之世代相傳。我認為九三學社的傳統是:愛國主義、思想前瞻、無私奉獻、提攜后學。

1)愛國主義

自五四運動以來,我社成員為了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為了建立民主國家、為了人民的幸福,屢屢挺身而出,不畏犧牲。他們對于祖國、對于人民的愛,是與祖國共存亡、與人民共命運的大愛。

愛國主義是我社的重要傳統。200712月,在社九大的開幕式上,賀國強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辭時把九三學社的光榮傳統歸結為“愛國、民主、科學”。

20115月,邵鴻常務副主席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為我們講社史時說:為愛國而追求民主與科學,是九三學社的緣起,也是九三學社的基本理念、綱領和核心價值。

20129月,韓啟德主席指出:五四運動的一層背景是愛國,把愛國放進來可以使民主、科學的內涵更充實。

1931年夏,許德珩到母校北京大學任教。他剛剛走上講臺,就發生了日本侵略軍占領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在這中華民族危亡的時刻,他毫不猶豫地投身于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宣傳當中并再次被當局逮捕。這次營救他的仍是蔡元培先生和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女士。許德珩出獄后致函他的老師蔡先生,他說:“誠以對外屈服,貪官污吏橫行而欲使人民都俯首降心不講話,則中國只有滅亡而已。先生長者,望以長者的地位,于此種非人道的舉動及人民言論居處等自由力為保障,則中國雖亡或可以稍留一二分民氣。”

當局的非法逮捕不能阻止許德珩的抗日救亡行動。出獄后,他加入了由蔡元培先生、宋慶齡女士發起的中國人權保障同盟,為人民的民主自由而吶喊。

而后,許德珩又參與發起了一二九運動。許德珩等教授以華北文化勞動者協會的名義就一二九運動發表宣言,他們指出:“為了中華民族之自由與獨立,為了全國民眾自動的救亡,北平全體的青年學生,已經起來作英勇的斗爭了!他們這種救亡的悲壯運動,是光榮不是‘恥辱’,是全民族的呼聲,不是少數的‘意氣’!它正是對南京政府及華北無恥的官僚政客出賣華北之必然的回答!中華民族的危機已到了最后的階段。更橫暴的侵略,更殘酷的屠殺,更巧妙的出賣,馬上就要到來。我們如果不愿意坐以待亡,便應該起來斗爭。自由與奴隸,中間并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金善寶先生在《風雨同舟憶當年》一文中指出:“九三學社許多創始人及前輩,都是在愛國主義思想驅使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和舊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他們受到革命的啟蒙;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及大革命失敗后,他們努力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受到許多挫折而不退縮。他們經過觀察、對比,特別是經過抗日戰爭的實踐考驗,在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和感召下,終于選擇了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

許德珩先生有一個習慣,全家人一起吃飯時,他經常講一段他過去的經歷,從辛亥革命一直講到北平解放。

許德珩先生在北大讀書時,總是在校園外簡陋的飯鋪里用火燒、素面充饑。他將勤工儉學得到的十塊大洋節省一半,寄給母親補貼家用。那時,他只有一條被單,睡覺時一半用來鋪一半來鋪蓋。五四運動的前夜,在西齋宿舍微弱的燭光下,他把這條白色被單撕成橫幅,在上面書寫標語,為第二天的游行做準備。為了救國,他可以舍棄自己的一切。

1956年夏的一天,當鄧稼先又一次聽到這個故事后,他忍不住問岳父許德珩,當時您在蔡校長的幫助下好不容易即將完成學業,您這么干就不為自己的前途著想嗎?對女婿的問題,許德珩的回答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兩年后,鄧稼先接受了為祖國研制核武器的任務,為了出色地完成這個光榮的任務,他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1961年,剛剛從蘇聯回國的王淦昌先生參加了原子彈研制工作。負責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第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劉杰說,你現在國際上名聲很大,而這項新的工作,因為涉及國家安危,必須嚴格保密。隱姓埋名,斷絕一切海外關系,你要有所準備。王先生的回答是:我愿以身許國!

2014110日,習近平主席將《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證書》授予程開甲先生。程先生曾經感慨地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不可能到美國去喊美國萬歲,我只能喊中國萬歲。我這輩子的最大心愿就是國家強起來、國防強起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鋪天蓋地而來,人民陷入了狂熱之中。知識分子受到批判,核武器研究院的科學家未能幸免,成為了被批判斗爭的對象。試驗過程中的失敗可以成為他們的罪名。很多科學家被迫害至死,其中包括后來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勛章的趙九章、姚桐斌和錢驥等。身陷批判當中的鄧稼先提出了“搶在法國人之前搞出氫彈”的口號,以民族榮譽和愛國旗幟把各個派別并且不斷爭斗的工人、干部和科學家團結起來,把文化大革命的噪音將至最低,使的我國的第一顆氫彈在1967年爆炸成功。

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不久,在一次核試驗中,由于人為的因素,試驗失敗了。鄧稼先的同事們記得當時已經擔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的老鄧為了馬上了解事故的原因,不顧一切地沖向爆炸中心。大家說,作為核武器研究工作的負責人,老鄧完全不必親自去了解事故的原因,他這樣做是出于對事業的責任心,現在想起來仍令人敬佩。

當時,中國的經濟十分落后。為了研制核武器,國家傾囊投入。如果實驗失敗,將給國家帶來重大經濟損失。作為核武器研制的理論負責人,鄧稼先把國家的事業和財產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重要。

2)思想前瞻

我社的創始人大都參加過五四運動。他們的思想意識前瞻于社會發展。他們以祖國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民主與科學的價值觀判斷中國革命的領袖,最終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這些自命清高,具有超越階級、超越政治的單純學術或技術觀點,不結黨不參政的知識分子為了祖國的利益、為了人民的利益而結成政治同盟,這本身就是思想上的超越。

許德珩先生曾經說過,在他接觸過的歷史人物當中,他十分敬佩孫中山和蔡元培兩位先生。中山先生是永遠向前的人物;如果沒有蔡先生在北大推行兼容并包的方針,就沒有1919年的五四運動,他們是青年的表率。

許德珩十分景仰中山先生,但是并不盲目地崇拜,他敢于在中山先生面前發表不同的看法。19198月,許德珩與張國燾、劉清揚、康白情等全國學聯的代表一起到中山先生在上海的寓所拜訪他,不想門衛對他們說,總統今天不會客。許德珩對門衛說,我們是來拜訪革命的先行者,不是求見總統的。

在客廳落座后,中山先生對于五四運動給予了肯定,他同時認為學生要掌握武器才能對付北京政府并表示愿意向學生提供五百條槍,把學生武裝起來。

許德珩大膽地頂撞了中山先生,他認為五四運動之所以成功,在于全國各界的群眾被學生發動起來了,而辛亥革命和護法運動的問題在于太倚重武裝斗爭,沒有充分地發動民眾。在虛心地聽取了許德珩的大膽直言后,中山先生表示希望與學生合作,共同推翻北京政府。這次談話令許德珩對于中山先生更加敬佩。在后來的一次集會上,有學生當面批評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不算徹底,中山先生對此報以掌聲并懇切地說,我所領導的革命,倘早有你們這樣的同志參加,定能得到成功。

1948329日,數千名學生和青年在北京大學民主廣場集會。當局如臨大敵,派數千名軍警包圍了會場。挺身而出為青年們講演的三位教授都是九三學社的成員。

許德珩教授在會上為青年們指明了中國的出路。他對學生們說:“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主張,雖然是救中國的主張,可是誰去做呢?政權操在買辦地主土豪劣紳所結合的官僚集團的手里,又有誰去實行呢?”“中國無論哪一個政黨,若不能合理地解決中國土地問題,把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看作剝削的對象,不管它有多么大的軍事力量,不管它怎樣地加緊壓迫,它一定失敗。”

袁翰青教授說,我希望今天每個人都向自己宣誓:我一定永遠地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而奮斗。今天知識青年只有一條路,就是與苦難的人民同在。

樊弘教授說,剛才袁先生告訴諸位只有一條路,我認為有兩條路,一條路是由少數人掌權,為保持他們的既得利益而壓迫全國大多數;一條路是工、農、兵、學、商各階層的人聯合起來,向獨裁集團要回政權,愿意就采取和平的方式,不愿意就用武力把政權跟他們奪回來。

三位教授的演講給青年以啟迪和鼓舞,受到了大家的熱烈歡迎。為了保證老師的安全,學生們護送三位教授回家。

上個世紀80年代,堅信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周培源先生屢次對三峽工程提出“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先易后難”的建言。五十年代,周培源先生是三峽工程的支持者,曾經參與領導1958年至1960年期間三峽工程的論證工作。1988年他親率全國政協視察團對擬建的三峽工程進行實地考察。之后,他本著向國家和人民負責的精神,向中央多次直陳己見,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周老說,關于三峽工程的爭論,實質上是要不要科學,要不要民主,要不要決策民主化的問題。

1992年,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三峽工程決議案,表決時有 177票反對、664票棄權、25人沒有按表決器。近三分之一的全國人大代表未投贊成票,這在人大表決史上從未有過,成為中國憲政史的一個重要事件。三峽工程建成后,有專家說:最大的功臣是那些反對三峽工程的人。

晚年時,周老主持了金沙江、雅礱江和大渡河三江水電資源論證和大西南資源開發和生態保護研究論證,提出了《關于建立長江上游生態保護和資源開發區的建議》等一系列具有重大意義的建議,對于我國的環境保護與和諧發展作出了前瞻性的重大貢獻。周老的膽識、勇氣和堅守科學家良知的精神令人十分敬佩。

鄧稼先不僅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還是一位戰略家。19858月,鄧稼先被確診為直腸癌并立即進行了手術。為了保證我國的核武器研究事業在他的身后能夠繼續順利地發展,鄧稼先忍著手術和化療帶來的痛苦,用他的睿智和微弱的生命在病床上寫出了關于我國核武器發展規劃的建議書。這是優秀的兒子寫給母親的最后一封萬金家書。建議書很快就被黨中央和國務院采納了。十年后,我國的核技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于敏、胡仁宇和胡思得三位院士在他們聯名撰寫的《十年,我們時刻懷念——紀念鄧稼先院士逝世十周年》一文中深情地回憶道:“已身患重病的稼先以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深厚的業務功底,通過對核大國當時發展水平和軍控動向的深刻分析,認為核大國設計技術水平已經接近理論極限,不需要進行更多的發展。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改變他們先前堅持的主張,做出目的在于限制別人發展、維持其優勢地位的決策。”“核大國這種舉動,對他們自己不會有什么重要影響,而對于正處在發展關鍵階段的我國,則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十年之前,我們的事業正處于十分關鍵、十分敏感的發展階段,如果受到干擾和遲滯,就會喪失時機,產生稼先所指出的‘多年努力,將功虧一簣’的嚴重后果,將對國家造成不可彌補的巨大損失。”“每當我們在既定目標下,越過核大國布下的障礙,奪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時,無不從心底欽佩稼先的卓越遠見。”

1996729日,是鄧稼先逝世十周年紀念日。當天,我國進行了第45次,也是最后一次核試驗。在掌握了充分的實驗數據之后,我國可以象發達國家一樣,在實驗室模擬核爆破試驗了。

3)無私奉獻

我社的前輩多為知名學者。如果他們不追求政治上的進步,不立志以科學救國、報國,在國外取得學位和成就后留在那里工作,他們的生命不會遇到危險,他們的生活會十分安逸、十分優越、十分超脫。他們可以在國內外的學術界享有盛名。但是,他們成為了九三人,因為他們淡薄名利,因為他們鄙視享受,因為他們崇仰的是祖國、是人民、是民主與科學。

1955年,著名地質學家黃汲青、謝家榮負責地質部普查委員會的技術工作時,堅持將松遼盆地選為重點普查地區。他們為發現和開發大慶、勝利和大港油田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被尊為陸相生油理論之父。

1931年東三省淪陷后,日本占領軍曾經花很大力氣在北滿找油,但是失敗了。日本人的失敗成為了中國貧油論的證明。對此,謝家榮堅決地指出:將來的勘測工作,要特別注意北滿。謝家榮是注意到在華北和東北平原上找油的第一位地質學家。“松遼盆地”這個詞是謝家榮創造的。華北油田屬古潛山型,“古潛山”這個概念也是謝家榮第一個提出的。

1959年,大慶油田被發現了。舉國歡騰,舉世驚愕。中國的洋油時代結束了!“帝修反”對中國的封鎖被打破了!此時,被劃為右派分子的謝家榮寂然地坐在書房里,奮筆疾書,撰寫地學著作。二十多年以后,黃汲青、謝家榮先生的事跡才被世人知曉。

1958年開始研制核武器時,新中國成立不到十年,朝鮮戰爭剛剛結束五年,國家的經濟條件十分落后。

1960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有很多人被餓死了,更多人因饑餓而浮腫。理論部那些每天需要工作十幾個小時的青年技術人員經常被饑餓困繞。一次,錢三強副部長來理論部聽方案匯報。中午,錢部長與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飯。因此,每個人分到的米飯比平時多一些,食堂還特意開了一個豬肉罐頭放在煮白菜里面。四十多年后,這些研制核武器的功臣們對于那一頓飯自己吃得比平時多,比平時好記憶猶新。可見當時的條件是多么困難。

聽胡思得院士講完這個故事后我請教他,當天有幾位同志向錢部長匯報?胡院士說,有十幾個人參加。我又問胡院士,把一個午餐肉罐頭放到十幾個人吃的煮白菜里面,每個人能吃到什么呢?他回答說:“那味道與平時就大不一樣啦!”我再問胡院士:生活那么艱苦,你們當時是怎么想的?他回答說:“因為大家同甘共苦,所以我們不覺得生活艱苦。青海基地剛剛創立時,戈壁灘上荒無人煙,大家都住在帳篷里。后來蓋起了一座三層的樓房,領導決定,一線的工人和技術人員搬進去住,領導們依然住在帳篷里。”

當時,為了讓王淦昌院士過個好年,基地司令員李覺將軍煞費苦心地想出了送王院士一只鴨子的主意。他通知部隊的農場為他準備一只鴨子。農場的職工把鴨子殺了,收拾干凈,送到李將軍的辦公室。李將軍看著白白的、瘦瘦的鴨子覺得不好看,他通知農場換一只,不要拔毛送過來。場長告訴李將軍,整個農場還剩七只鴨子了。饑餓的人們把樹葉都吃掉了,那有東西喂養鴨子呢?李將軍只好作罷。

在一次進行模型計算時,鄧稼先睡不著覺,他凌晨三點來到機房檢查計算結果。為了核實一組數據,他把已經睡覺的孫清河等青年同事叫起來詢問。問題搞清楚了,天已經亮了。鄧稼先問大家,昨晚你們吃夜宵了嗎?你們餓不餓?孫清河抱怨說,飯還吃不飽,哪有糧票吃夜宵呀。鄧稼先從兜里拿出幾斤糧票,分給在場的同事每人四兩。

回憶起五十年前的這件事,孫清河激動地對我說,那時候,每人每月只有28斤糧票,又沒有副食,糧票是多么珍貴呀!當時我拿著這四兩糧票的感覺,今天你給我四兩黃金也無法相比。現在想起來,我不應該收老鄧的糧票,因為大家每月都只有28斤糧票。

為了節約計算時間并保證計算結果的正確性,鄧稼先注意培養同志們的粗估能力。在每個方案開始計算之前,都要先粗估出計算結果的范圍。粗估需要有計算尺,鄧稼先派孫清河去買計算尺。孫清河看到商店里新的計算尺賣二十多元一把,覺得很貴。他到信托商店,看到舊的計算尺只賣三元錢一把,他就買回了幾把舊的計算尺。后人誰能相信,中國的原子彈模型是用三元錢一把的舊計算尺估算出來的。

張愛萍將軍86年寫的《痛悼我國杰出的核科學家鄧稼先同志》: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連克千重關,群力奮戰君當先。捷音頻年傳。蔑視核訛詐,華夏創新篇。君視名利如糞土,許身國威壯河山。哀君早辭世,功勛澤人間。

“君視名利如糞土,許身國威壯河山。”不僅是對鄧稼先個人的贊揚,也是對我們九三學社前輩的贊揚。

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教授曾經對楊振寧教授說,中國研究核武器的開支比外國少很多。楊先生聽后搖了搖頭說:若算上科學家的生命,計算結果就不是這樣了。在國家經濟和技術基礎十分薄弱、工作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我們能在那么短的時間里掌握“兩彈一星”等尖端技術,中國的科學家無私地奉獻出了他們的一切,甚至生命。

4)提攜后學

我社前輩不僅自己學為人師,行為世范,并且在思想上給后學以指引,在學術上給后學以發展空間,不求賢于弟子,但求青出于藍。在我社的成員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就是受到身邊的九三人在學術和人格方面的感召而加入九三學社,聚集在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下的。

周培源先生經常鼓勵學生說:“學生在前一輩人的基礎上往前走,應該超過他們的老師,這樣人類才能進步。”周老年近90歲時仍指導研究生。對于學生的論文,他一字一句地認真修改。即使臥病在床,也是如此。為了能使他的學生在國際論壇上嶄露頭角,1989年,周老決定由他出路費,送兩個學生到美國參加國際廣義相對論會議并宣讀論文,令人聞之動容。

王選先生被尊為“當代畢升”和“漢字激光照排之父”。王先生長期住在一套50多平方米的宿舍里,他經常說:“當代畢升是一個集體。”“讓年輕人干,讓他們出彩吧。”“名譽也好,地位也好,都不能帶來幸福。最難忘的是一個難題久久不能解決,突然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想到了它的答案,這個時候所得到的愉悅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

我社前輩們勤于治學、仁者厚德、獎掖后人的道德文章令我們永遠景仰。在當今的社會中,先輩們在數十年前的言行可能已不那么時尚、顯赫,而他們在歷史關頭的取舍和作為,永遠值得我們思考與學習。

在當前理想與信仰缺失,人心浮躁、追求功利的社會環境中,回顧我社的歷史,總結并弘揚我社的傳統與核心價值觀尤為重要。作為九三學社成員,我們崇敬前輩們的成就和人格,更要學習和繼承他們的精神并傳給后人。

三、無愧使命

社中央十大提出把我社建成政治上堅定、履職上堅實、組織上堅強的參政黨。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建設一支富有影響、充滿活力的隊伍。

我們既要建立相當規模的隊伍,也要有長遠規劃,有長遠眼光。履行職責、保持傳統形象都需要一支具有相當規模的隊伍。但是,我們不能盲目地追求發展速度,要重視質量與速度的平衡。

201357日,社中央常委會通過《關于進一步加強組織工作的若干意見》。文件中提到了兩個概念,即“社外代表人士”和“社內代表人士”。我們需要大量的社外代表人士,以保持我社的特色;我們也需要大量的社內代表人士,即社務工作骨干,以保證我社的活力。

社的各級領導親自抓組織發展。建國后的十年中,許德珩主席親自兼任社中央組織部長。著名的新聞人、學者儲安平就是經過許德珩主席做工作后加入九三學社的。儲安平先生曾經向人炫耀說,一邊是民盟的沈鈞儒沈老動員他加入民盟,一邊是九三的許德珩許老動員他加入九三。兩邊都不好推辭,只好兩邊都加入。1954年,儲安平先生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并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201312月,社中央十屆三次會議期間,韓啟德主席向大家介紹了社中央各位院士主席輪流給在武漢和廈門工作的兩位剛剛當選院士的學者打電話,邀請他們加入九三學社的經過。這是社中央領導做工作發展旗幟性人物入社的一個事例。

未來機會與危機并存。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決議》采納了多方的意見。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核心智庫外,中國(海南)發展改革研究院、金融四十人論壇、經濟五十人論壇、國際交流中心外國專家組等機構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對于《決議》這么重要的時代文獻,各參政黨未能發聲,十分可惜。

韓主席多次提醒大家,如果沒有九三學社,對于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決策會產生什么影響?他隨即自我回答說,“沒有影響”。我們應該經常問問自己這個問題。邵主席說,我們要發出時代的聲音。只有對于社會有貢獻,我們這個參政黨才有影響力。否則,多年以后,我們將因為自己的退化而退出歷史舞臺。

改革任重道遠。據說,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小組會和閉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王安石變法的故事。缺乏協商、不善于協商是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之一。他若能開誠布公地與韓琦、富弼、范純仁、司馬光、文彥博等智者權貴傾心溝通,講解他的改革思想,相信大多數名臣會支持改革。果真如此,這段歷史將重寫。

協商就是共治,每一個參加協商的主體都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發揮作用。在當今這場艱巨而偉大的改革過程中,協商的意義十分重大。

民主是方向,科學是方法。我們是民主、科學精神的守護人,我們是用科學方法追求民主的人。我們要弘揚先輩們在艱難困苦條件下創造的事業。我們不要追趕時代,為時代遺棄。我們要把握時代,創造時代,承擔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親歷者、實踐者、維護者和捍衛者的政治責任。我們要把九三學社建設成適應時代要求的、高素質的參政黨。

    
    
    
    
    
    
十一运夺金初始什么时候